姜文的2十年:决定一切的王者
在刚刚过去的1月底、姜文五十一岁诞辰以后的第三个星期，由他执导、主演的长片，从1995年《阳光灿烂的日子》到2014，整整两个十年。
白癜风能不能彻底治好和众多粉丝所抱怨的不同，姜文并不是一个低产的导演。抛开有关部门取走的5年不计，姜文平均三年拍摄一部本身的固执。导演姜文不喜欢致敬；相应地，他也不需要被人致敬。对姜文而言，一个好的故事，自己会说话。
但是无可争辩的是：愈来愈多的观众开始听姜文说话了。
若单纯从旁观者的角度评判，我们或许会说2010年《让子弹飞》对姜文的意义与2009年《无耻忘八》对昆汀的意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在口碑与票房双双欠奉的《磨坊——死亡证据》之下，曾一度被影评人和粉丝叹为江郎才尽。但是在09年《无耻忘八》席卷同期R级片票房、斩获奥斯卡最好男配，昆汀获编剧、导演双料提名以后，邪典之王用结果提示世界：《落水狗》和《低俗小说》绝非偶然。可以说，《无耻忘八》是昆汀作为导演、编剧找到本身节奏的标志——三年以后换汤不换药，但照旧高歌猛进的《被解放的姜戈》即为铁证。唯一不同的是，2012年昆汀自己也捧起了小金人。
那末《让子弹飞》是不是像旁观者评价的那样，代表姜文在市场需求和艺术表达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呢？《一步之遥》会不会是另外一部《让子弹飞》？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姜文是不是会保持这类节奏？
从客观层面上来说，《子弹》的火爆让本不认识姜文的少数人终究认识了他，也让认识他但其实不熟习他的多数人重新认识了他。2010年冬季，孩子们记住了麻匪，少年人记住了师爷，父母们忆起了马小军。曾几何时那个“有识之士”的姜文，已在票房数据的传记里变成了“人民”的姜文。换言之，《子弹》丰富的故事内容加上白癜风的医院按部就班的思想层次，使得不同需求的观众得以择其善者而从之。
对姜文的后方阵地来讲，《子弹》是中国市场送来的1封情书。在此之前，与“文艺”沾边的电影均呈式微之势，屡屡在与同档期海外电影和国产大片的竞争但中一败涂地。而《子弹》这类要阳春白雪有之、要下里巴人有之的叙事方式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虽然在姜文以外还有谁能把“糙”和“细”结合得如此自然还没有可知，但最少中国的电影市场又多了一个面，多了一次让影评人、观众和投资人同时满意的先例。在中国，一个好的先例包括着无穷的可能性。
至于姜文自己是不是有此斟酌，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很难想象，姜文会在创作进程中询问身旁之人：观众会不会喜欢这个镜头，观众会不会喜欢这个演员，观众会不会理解这段对白？换言之，我们很难想象一个问出这些问题的导演，能拍出《让子弹飞》这部电影。并不是说《让子弹飞》是一部完美无缺的影片。事实上，有些桥段或许考验了观众的耐心，有些台词或许刻意晦涩，有些人物或许略显突兀，有些剪辑或许过于碎片；但是正是这些传统视觉中的“瑕疵”，告知我们姜文的思考方式还在他的影片里贯穿始终，并未做出适应多数人的改变。同时也正是多数人眼中的“瑕疵”，保证了少数人从1995年到2014年的从一而终。纯洁功利地来看，如今的姜文凝聚着门道、热烈和票房，诠释了独具个人特点的一种“主流”。而这类“主流”，与惯常被人贴上“主流”标签的1丛电影不同。后者常常是昙花一现，姜文的主流则有惊人的寿命。
这类“长寿的主流”，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呢？
我们知道，当好莱坞几大电影公司制作商业片的时候，前期所做的准备工作与开一家全新的公司无异。和中国电影主要依托票房作为回报的现状不同，好莱坞电影在院线以外的DVD、点播、收藏品、周边、空中影院等渠道都存在非常完善的敛财方式，而当这些渠道的预期总收入超过制作本钱一定额度以后，拍摄才得以进行。这类近乎手术式的工业化程序使得票房明面亏损1.7亿美元的迪士尼影片“JohnCarter”也没有对母公司造成过于严重的打击。可在中国，一个三步一地摊、一街一碟店的世界里，摆在台面上的票房就是电影回报的主心骨，是绝大多数投资者所斟酌的出发点和终点。在我们讨论中国电影“成功”与否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讨论票房。这并不是个人喜好所能改变的视角，而是单纯的事实。
但是放眼中国的票房现状，仿佛与姜文的“主流”风马牛不相及。根据近几次中国节假日的票房情况推断，仿佛档期适合、宣扬有力、阵容响亮的国产影片一概会大卖，无关质量，也无关竞争。有少数存在号召力的导演或演员压轴仿佛就已足够了，其实不需要电影本身给出甚么特别的、新的东西。也就是说，在中国拍摄电影或许不需要太复杂的想法，只要投其所好，便可坐收渔利。
这类思路的另一个名字，是“坐吃山空”。换言之，它没法持续发展。
我们知道，一部口碑糟而票房可人的影片常常能取得一次出人意表的成功，但与该片相干的主演、导演、编剧和投资方都会被观众牢牢记住，接着在更好的、更讨巧的替代品出现以后，被观众牢牢遗忘。正所谓“烂片唯一的敌人是其他烂片”，守株待兔得来的美餐，绝非不散的宴席。电影人和观众的关系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不无类似之处：过度开垦某一种“资源”便一定会致使环境失衡。正如抗日剧、古装剧在国内电影市场的萎靡不振所喻示的那般，纵中国十余亿人，也是有“饱和”这1说的。
因此姜文“长寿主流”的意义，在于他和观众之间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来看我的电影保证过瘾——部部如此，矢志不渝。而这个保证，绝不是谁人都可以做到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部电影所最惧怕的并不是糟的剧本、俗套的台词或是软弱的表演，而是“露怯”。所谓露怯，便是让观众一眼能看出制片方在第几分钟的第几秒用完了预算，或失去了对制作本身的掌控能力。这是一部电影的致命伤，不但没法掩盖，而且欲盖弥彰。我们知道电影常常不是依照顺场景拍摄的，而预算紧张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任何时刻，无论是前戏、高潮还是后戏，总会给观众嘴里留下一股异味，让瘾无从过起。比如日前引进国内的政治灾难片《惊天危机》，影片结尾白宫坪前的一幕便露足了破绽，从纹丝不敢移动的两个特写镜头到背景当中稀疏的人群，相比于之前枪炮齐鸣的霸道，实在是后继无力、使人心酸。近期上映的国产奇异、玄幻类型电影，也无不存在一样的问题。
反观姜文，无论是家徒四壁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财大气粗的《让子弹飞》，导演都为观众展现了一个近乎完善的世界观；其中镜头、服装，和整体制作水准都像是一个罹患强制症之人所创造出来的产物，誓要将观影之人移植到另一个时空当中。这并不是，或不全是“尊重观众”这么简单的动机所致使的结果。导演姜文，和围绕在他身旁的团队一样，常常对质量有着非人类的要求。这意味着漫长的拍摄时间，昂贵的制作经费和少许的睡眠，也常常意味着事前商量好的剧本、桥段、效果乃至故事本身都有可能颠覆重来。与此同时，这些风险的回报常常也高得离谱——即所有电影人的梦想：口碑与票房的共赢。不难想象，姜文和他背后的人都存在少量赌博的心理——要末全收，要末回家。但值得欣慰的是，《让子弹飞》赢下了一把空前好局，让姜文与他的支持者们都具有了更多的资本继续这场游戏。不管他们输赢与否，最后成功的一定是嗷嗷待哺、渴求更高观影体验的中国观众。
除去运营，影响中国电影的自然还有审查制度。不能完全的人物，隔靴搔痒的对话，指桑骂槐的剧情…在用心的观众眼中，这些修改和让步会严重影响看片的心情，而对看重独立创作的姜文而言，也无疑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有趣的是，《让子弹飞》在大众眼里是一部政治寓意十分浓厚的电影。且不论创作团队本身是不是将政治问题纳入了斟酌，我们在电影观众的耳语当中总能听到激动的疑问：这也能拍？这也能上？诸如此类的口口相传无疑是票房良药。
那末既撩拨了观众心弦，又避开了审查线人的电影，到底是如何诞生的？
让我们暂且回到210世纪末，回顾《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这两部国际认可的姜文经典。我们要看的是它们所处的时期：前者立足“文革”期间，后者置身抗日岁月。其中《阳光》独特的视角可以产生在任何年代，《鬼子》则正面碰撞了当代中国的政治正确。前者拿下了票房纪录，后者付出了代价。再看姜文最“不成功”的《太阳照旧升起》，虽然选择了和《阳光》相仿的年代，却仿佛与观众渐行渐远。
我们没必要讨论姜文在选择故事的时候是不是斟酌了有关部门的态度，这是一个没有答案，更没有意义的问题。当一个年代需要电影人斟酌“我能否这么拍”的时候，它就已失去了大部分魅力——并不是所有敏感年代都能找到《阳光》这样独特的视角；事实上，讲述一个时期的故事而又刻意避开时期本身并不像“带着镣铐舞蹈”所说的那样浪漫，实际情况常常更接近“跳着舞，心中有镣铐”。姜文所需要的或许并不是更加宽松的审核，而是一个具有更大空间的时间。
由此观之，“民国”似乎是姜文未来的缪斯。
对中国电影来讲，民国可谓一个极度取巧的历史节点——这里还不是中国，但里面的人是中国人。民国的中国人可以具有时期的弱点和伟大，也可以具有民族的高尚和肮脏，官可狡、民可诈，土匪可英雄，英雄可腐化。他们还未经历新中国的洗礼，做出何种事也是有情可原的。从审查、取材的综合角度来看，民国无疑是借古喻今的宝地，上不若封建时期遥远，下不似抗日建国紧急。在这个环境里，姜文可以把脑海中的所有形象释放出来，安插在适合的人身上，心无旁骛地发射黑色幽默，也没必要担心误伤到伟光正大者。
我们让时间快进，来到2014年。随着新片《一步之遥》的剧情对外层层公然，观众们似已做好迎接另外一场“民国盛宴”的准备。在此之前，由于主演阵容的原因，仍有很多人期待着“张麻子”和“师爷”重返大银幕，继续《子弹》当中的恩怨。不过这次的故事移至了上海，人物关系也产生了变化，不变的仿佛只有时代背景与黑色幽默。但这已足够了。人们喜欢旗袍、马车包裹下的祸心和性感，喜欢枪炮声里黑白混淆的男人和女人。这些人敢做敢言、敢拼敢闯，但又没必要担心说错话，或闯出乱子——毕竟，观众席下的我们已在百年后见证了他们生活的结果，是非对错，早有定夺。
如此看来，“主流”的姜文仿佛已立于不败之地。眼下有盛传的“民国三部曲”可以展望，未来有更多的题材可以浏览。随着国内2三线城市的影院扩大和海外市场对中国影片的愈发重视，姜文眼前是一段蒸蒸日上的王朝。
但是王朝终有巅峰，姜文这根中流砥柱也承受着空前的重量。
作为大多数故事的导演、主演、编剧乃至剪辑，姜文决定着所有前期工作的进度和所有拍摄现场的效果。简言之，姜文是不可替换的；曾与他共事的电影人无不深谙此理。这句听上去像是夸奖的话却隐藏了太多问题：当一部电影的所有环节只依托某一个人材可以产生，而观众对这部电影的期许也建立在这一个人的过去之上时，这一个人便永久生活在逆水行舟的世界里。姜文没有“状态起伏”的时间，正如国不可一日无君。不管在外界媒体眼前还是在麾下员工身旁，姜文必须步伐沉稳，眼神坚毅，肌肉结实。他没有说空话的余裕，也没有喃喃自语的奢侈，由于他道出的每个字都决定了眼前之人的下一步行动。深知这点的姜文非常看重睡眠与锻炼，但多少睡眠与锻炼都没法改变一天210四个小时的限制。在梵蒂冈，统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信仰中心，立于其顶点的历届教皇平均逐日要工作十八小时，直至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因过劳而死、少数人与世长辞。五十一岁的姜文还年轻，但他眼前一样屹立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如何建立能让自己满意的“分权”模式，或更高效地让灵魂寄宿在更多作品里，也许是姜文需要斟酌的几件小事。
值得庆幸的是，有姜文走过的这2十年仿佛确保了中国电影会产生改变。好电影存在两种，一种让人久久不能离席，一种让人看罢马上离开；前者是多数，它们给人带来了享受；后者是少数——它们让人想拍电影。对很多年轻人来讲，姜文的电影属于后者。一个让人想讲故事的故事具有超出讲述者本人的生命力，这类生命力比票房、口碑等死物更能影响人的行动，而姜文所影响的多为不甘寂寞，而又身体力行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对电影抱有不切实际的向往和义无返顾的空想，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会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绊倒、碰壁，但余下的人一定会打破桎梏，开垦荒地。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姜文其实不需要致敬，而欣赏姜文的电影人常常理解这一点：模仿出来的姜文没有意义，真正有意义的东西也没法被模仿。年轻人有充足的时间让姜文的第一个2十年浸泡他们，接着将其遗忘。以后的2十年，姜文和这些由他授之以渔的后生，还会为我们带来欣喜。
本文刊登在《华语电影市场》2014年3月刊：香港电影节Filmart2014特刊上。任何媒体、站或个人未经本刊负责人授权不得转载或盗用此文。已得到授权的单位或个人在转载时必须注明作者和“文章来源：《华语电影市场》杂志”。否则，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
